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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悬一线之时,黄子莲看到了一名日本警察走过,大声求救。警察将他救了下来,送交给日军戒严部队。日军如同对待战俘一般,将黄子莲关押进了下千叶的习志野集中营。那里,已经聚集了不少幸存的中国人。
黄子莲被关押到习志野集中营后,他才知道,类似他这样的悲惨故事,还发生在不少同胞身上。
瓯海潘瑞发回忆说道:“我们3人乘电缆车,到三河岛站了,要下车,前面一个人一下来,就被日本人用竹竿上扎的铁钩钩死了,吓得我们两个人就不敢下车。”
瓯海陈崇帆回忆说道:“我住在大岛町八丁目,地震那天出去了,几天后回来,原来跟我一起住的人都死了。我们坑村就有6个人被日本人杀了。我的堂兄陈银寿在路上被抓,后来在千叶县关了一个月才放出来。”
青田朱木坤说道:“我远远看到日本人扛着东西来打人,他们拿棍子、大刀、枪、长杆铁钩,追着打朝鲜人和中国人,有的躲在床下也被拉出来杀掉,甚至见到后脑是平的就杀。”
……
实际上,自从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侨大肆屠杀、1704年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对华侨大肆屠杀以来,这是华侨史上的第三次大屠杀。
事后的统计表明,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华人,共716人,其中当场死亡622人、失踪11人、负伤83人。在这些遇难者中,来自浙江温州、处州的共658人,死605人、伤53人。另有温处籍华工42人,虽有同行目睹者,但因姓名不详,未统计在内。合计浙江华工遇害总人数为700人,其中死639人、伤61人。
消息传回温州、处州,从通衢大道到乡野小村,几乎处处哭声!
黄子莲被打昏死过去后,他身上的30元钱被日本人夺走,而几乎所有的中国遇难者,财物均被抢劫一空,尸首或被抛入河塘,或被放火焚毁。
“其时,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有投火下毒者。于是竭军警、青年团、市民、村民之全力,大索鲜人,无论老幼男妇,态意惨杀。其最可怖者,为朝鲜人、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论。中国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祸,被故意杀害殴辱者,不可胜数,刀棒拳足一时交加,殆不以人类相待……
浙籍韩潮初(神户高商学堂)、沈诵填(高师)、蔡经德(高工)、陈悼诸人,曾经多方证明确为中国人,也不免毒打几毙,并且声言支那人亦应打……”
“江苏人蒋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,赁居日人家中,灾后家主拔刀拍案曰‘今日要杀支那人’。后经几许哀求,始免一死……”
“彼时之日人悲愤凄楚,多已全失人性,残忍刻毒,闻之战栗。且因中国排日,故每遇中国人,恒易受感情之冲动,而一快其意。甚者,以此时为扫荡华工之好机会。”
……
比华人更惨的,是朝鲜人。
大屠杀本来是以他们为靶子的。
地震次日,日本宣布全国戒严,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“青年自警团”承担的。
当日,灾区流传说朝鲜人趁乱放火,而且还往水井里投毒。于是,在政府的秘密策划下,一项针对朝鲜人的大屠杀计划出台。
从9月2日下午开始,在军警的配合下,“青年自警团”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了极为冷血的残酷屠杀,大量动用冷兵器,死者几乎都无完整的尸首,死亡人数约在6000-10000人左右。
短短几天时间,数以千计的朝鲜人惨遭杀害。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事后宣称,共有231名朝鲜人、3名中国人和59名日本人因趁火打劫而被处决,其中“本国公民多属误杀”。
但是,不仅那些犯罪事实纯属捏造,无论朝鲜籍、中国还籍是日本本国的被害人数,都被大大地缩水了。
那么,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?难道它仅仅出于裕仁的一个投机性手笔?大难来临之时,日本人为何如此冷漠?它的背后,包含了这个民族怎样的心灵密码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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